“十三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释放改革红利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十三五” 规划建议提出， 在今后五年， 要在已经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的基础上， 努力实现新的目标要求。 其中包括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 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如何理解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这一目标

　　中央曾明确指出， 要实现 “翻一番” 的目标， “十三五”时期GDP（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速度必须不低于6.5%。 李克强总理也在其他会议中指出，GDP增速应达到6.53%。

　　数据如何得来？

　　它是一个定性和定量相统一的数值。 定性是指 “十三五”时期我们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 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不是中、低速， 但同我们过去每年10%的速度相比， 又不能算是高速，因此我们说是中高速；定量是我们有 “两个翻番”的要求是必须要完成的， 即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能保证这两个目标达成的速度就是 “中高速”。

　　2010年，我国GDP总量是40.89万亿元。2015年如果按7%的增速的话，GDP总量应该是59.63万亿元。 按照不变价GDP，2020年实现翻番应该是81.81万亿元。这就意味着在今后的5年，每年要增长6.53%。

　　还有一种可能性， 如果今年的经济增速放缓到6.9%， 那么今年年底， 我国GDP总量也会达到59.57万亿元。 在这种情况下，每年的增速应该是6.55%，较原来每年增长了0.02个百分点。在这些年中，我们也基本做到了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 今后只要保证经济增长不低于6.5%， 就能保证城乡居民收入翻番。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农民的收入增速远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照目前的情况看，城镇居民收入翻番比较困难。但是如果城乡合在一起计算，则肯定没有问题。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如何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 中用了一个新词：潜在增长率。现在经济学家测算的经济潜在增长率在6%到7%之间，我估算的数值是6.2%。

　　潜在增长率是指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在特定时期，生产力的投入和改善是固定的，这个能力决定了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可以通过劳动力增长率、投资增长多少、储蓄率增长和生产率增长多快来估算。 在2010年之前， 我们估算的经济潜在增长率在10%左右。 而从2011年开始走下坡路， 因为我们劳动力人口在2010年达到了峰值， 在这之后就是负增长。 因此， 这不光影响了劳动力供给，造成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力比较优势也逐步下降。

　　随着每年新增劳动力减少，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的改善速度也在减缓，影响了人力资本的变量。劳动力减少以后，就会尝试用资本去代替劳动力，用机器和机器人替代人，这会造成资本报酬递减，投资的回报率也会下降。

　　同时， 劳动力减少， 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速度也会变慢。我们对全国务农人口进行过测算，真正务农的人数比现在至少要低10个百分点。 2014年， 真正务农的劳动力只占19.1%，因为这些务农的劳动者都是40多岁或者年纪更大，他们转移到城镇的可能性不太大。 可以说，16岁到19岁之间、初中到高中学历的农村青年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体。

　　从人口数据看， 无论按照常住人口的口径还是按照户籍人口的口径， 作为外出打工主体的16-19岁的农村青年人口， 都已经于2014年达到峰值， 今后总量将绝对减少。 与此同时， 年龄在40-45岁的农民工数量也开始减少， 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留在城市的长期预期， 在这个年龄阶段就开始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 相应地， 在政策环境不变的情况下， 农民工外出的净增长速度也必然减慢。 实际上， 这个趋势已经显现。 例如， 在2005-2010年期间， 外出农民工年平均增长率为4%，2014年下降到1.3%， 而2015年上半年仅为0.1%。这也就显示了通过结构转变带来的经济增长， 资源重新配置也会减弱， 这样的后果就是潜在增长率会下降。6.2%的潜在

　　我国GDP增长率和不变价GDP （单位： 万亿元）

　　增长率达不到6.5%的目标， 所以我们必须依靠改革红利， 提高潜在增长率。

　　改革红利，就是通过改革，消除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 提高潜在增长率。 我们也做了一个估算， 如果没有改革，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就会降低；如果进行改革，可以提高劳动力供给、提供全要素生产力和人力资本。改革红利带来的效应十分明显，通过改革红利能把潜在的增长率提高1到1.5个百分点。有的改革是立竿见影的，有的则需要假以时日，所以说争取拿到不低于0.3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加在现在的潜在增长率上， 就能达到6.5%的经济增长率的目标。 具体来说， 旨在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结底要通过延长人口红利以及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市场、政府在其中都应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十三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

　　有的放矢 让所有人都有“获得感”

　　“十三五” 规划建议最大的亮点， 是提出了五个发展理念。

　　第一是创新发展， 这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第二是协调发展， 这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第三是绿色发展， 这是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 第四是开放发展， 这是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五是共享发展，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体现了发展目的本身。 五个发展理念非常具有针对性， 它回应了人民对发展的期待， 也体现了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统一。

　　创新发展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创新发展就是着眼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衡量创新发展的指标方面，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重要概念。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比如，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假如资本、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率都是5%，如果没有生产率的进步，正常情况下产出或GDP增长也应该是5%。 如果显示的产出或GDP增长大于5%， 譬如说是8%， 这多出来的3个百分点， 在统计学意义上表现为一个“残差”，在经济学意义上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或经济增长的贡献。

　　全要素生产率应该以适当的形式成为引导创新发展的指标。新的发展理念要转化为相应的发展实践，应在具体的规划中形成对应的指标。或许不必直接用于考核，但作为一种宏观激励信号，有助于引导政府、社会、企业了解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如何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其中各自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上世纪90年代， 世界银行向全世界介绍东亚发展经验，把 “亚洲四小龙”当成东亚奇迹。但以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反对派则认为，东亚经济并不存在奇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就是 “纸老虎”。 因为东亚经济增长都是靠土地、 劳动力、资本投入，而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后来证明这个说法是错的。 “亚洲四小龙” 已全部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不过，克鲁格曼的观点影响了当时的新加坡。新加坡政府认识到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性， 于20世纪90年代把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提高2%设定为国家目标， 从此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不断提高。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配置效率的提高， 主要表现为在生产要素投入之外， 通过技术进步、体制优化、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微观层面上讲， 企业采用了新技术、 新工艺， 开拓了新市场，开发了新产品，改善了管理，体制改革激发了人的积极性，都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宏观层面上讲， 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比如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可以说，全要素生产率支撑的经济增长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创新发展。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殊要求出发，从经济发展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着眼，立足于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任务，坚持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实施抓手和衡量标准，就是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协调发展 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协调发展着眼于发展的健康性，只有健康发展，才有可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协调发展是为了形成平衡的发展结构，包括四个方面内容： 一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二是城乡协调发展，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四是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我认为这其中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一点要求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

　　过去统计的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就是居住半年及以上的人口，这部分人进入了城镇化率分子里面。农民工指离开本乡镇半年及以上的人口，农民工的定义和城镇常住人口是部分重叠的， 因此农民工 “被城市化” 了， 而农民工并没有得到户籍。 真正户籍城镇化率只有37%， 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却有55%，这之间十几个百分点的差就是指农民工。 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并没有均等化，农民工就业不稳定、各种社会保险享受不全，没低保，孩子还不能享受均等教育机会。

　　农民工每年春节回家后都要作个决策： 明年要不要出去？40岁以上的农民工在作这个判断时倾向于不再外出， 因为上有老、 下有小， 并且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越来越缺乏竞争力。因此，部分城市劳动力就返回了乡村。由于户籍制度的藩篱和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农民工就业是不稳定的。当人口结构变化到这样的阶段，潜在的外出农村人口不足以补偿回流的农民工时，劳动力短缺现象将进一步加重。

　　因此，户籍制度改革要创造更好的环境，通过清除一系列与户籍制度相关的体制障碍，可以进一步促进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领域转移，稳定城镇化速度，获取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提高潜在增长率。 如果解除了后顾之忧， 农民工的各种待遇上去了，就会释放他们的潜力，城镇化后消费潜力也会释放。他们会像城里人一样消费， 从而释放了内需潜力。 因此， 一石三鸟、立竿见影，户籍制度改革有明显的改革红利。

　　“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到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5%”这一目标，为户籍制度改革以倒排的方式设定了时间表，用有针对性的指标规定了路线图，必将产生明显的改革效果，创造有利于潜在增长率提高的改革红利。此时如果不能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比如积分制度只让劳模享受到户籍城镇化成果，这就达不到目标。所以这个改革要求是很有政治智慧和勇气的。

　　共享发展 增加人民福祉

　　共享发展，核心是增加人民福祉，包括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共享发展是为了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要让所有人都有 “获得感”。

　　在初次分配中，低收入家庭收入上涨加速，收入差距存在缩小的趋势。 但当前我国基尼系数为0.469， 这表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除居民收入翻番外，还要显著缩小城乡差距，单凭初次分配很难实现。初次分配完成后，通常收入差距仍然很高，还要看再分配领域有没有余地。 以爱尔兰为例， 初次分配后基尼系数为0.6，这一数据非常高，但通过再分配后降到0.3， 也就是基尼系数通过再分配可以砍掉一半。而我国通过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明显不够，我们的个税还没有真正瞄准富人。政府职责应当是通过再次分配明显缩小收入差距， 这是政府的抓手，应当加大力度。 共享发展重大举措应着眼于增加公共服务供给、转移支付、脱贫攻坚等，体现再分配领域政府的责任。

　　中国人口进入老龄化阶段，形成了一个重要国情———未富先老。同是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要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大很多， 这对经济增长和养老都是挑战。 因此，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共享发展的政策：一是保障基本民生，二是鼓励就业参与，三是促进健康长寿，四是纾解未富先老。通过生育政策调整，可以在未来把人口结构调整到相对合理位置上来， 为时未晚。 据调查， 目前， 符合二孩政策人群有9000万人，选择生育二孩的比重约15%。这个比重还是比较小，因为养不起。为什么我们现在养孩子成本高？因为公共服务没有提供到位。比如说义务教育阶段，公共服务并没有保证孩子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家长不得已要给孩子报很多辅导班才能达到预期，这就增加了成本。所以公共政策可以显著降低养育孩子的成本，让百姓只支付自己应该支付的私人成本。

　　共享发展成果中最庄严的宣誓，是按现行标准，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 贫困县全部摘帽。 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的经验，扶贫效果是递减的，边缘性人口很难脱贫。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做了具体分类， 扶持特色产业使3000万人脱贫， 转移打工人口使1000万人脱贫，异地搬迁再转移1000万人。对最后一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人群，用低保政策兜底。

　　总而言之， “十三五”前景光明，任务繁重。

　　（本文由本报记者闻天 赵泽众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