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内新闻

本报记者 王 永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指出，深入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

劳动关系是否和谐，事关广大职工和企业的切身利益，事关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日前，记者采访发现，云南省创新建立“工会+法院+检察院+人社+司法”五方联动机制，通过流动仲裁庭上门办案、“一函两书”精准监督等柔性方式，成功化解了大量劳动争议。

这一地方探索并非个例，从彩云之南到白山黑水，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各地通过多元创新举措，构建起多层次劳动纠纷化解体系，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注入强劲动力。

五方联动

合力破解劳动纠纷调处难题

走进昆明斗南国际花卉市场的“云花”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工作站，一张刚签订的调解协议格外醒目。某花卉电商平台的几名分拣工人因加班工资核算与企业产生分歧，工作站接到诉求后，当即启动联动机制。

工会负责沟通职工诉求，人社部门核查工资支付标准，司法部门提供法律咨询，仅用3天就促成双方达成一致。这是云南省多方联动化解劳动纠纷的一个缩影。

针对劳动争议取证难、周期长、双方对立情绪重等痛点，云南省打破部门壁垒，构建起覆盖省、市、县、乡、村的五级联动体系。在园区、商圈等劳动密集区域，该机制的优势尤为突出。

昆明市呈贡区斗南街道国际花卉产业园区内，花卉种植、加工、电商等企业密集，季节性用工多、人员流动性大，劳动纠纷频发。为此，当地人社部门联合工会打造园区劳动争议流动仲裁庭。仲裁人员定期进驻园区，现场受理工资拖欠、劳动关系确认等纠纷，打破传统“坐等办案”，转变为上门服务、及时化解、就地化解，真正打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最后一公里”。

“如果不是流动仲裁庭仲裁员的耐心调解，可能我免不了和公司对簿公堂。现在经过调解，双方都消除了分歧。我也节省了时间成本，腾出更多时间去找新工作。”今年5月份，在斗南街道国际花卉产业园区劳动争议流动仲裁庭调解成功的申请人马某对记者说。

另外，“一函两书”制度成为联动机制的核心抓手。昆明市早在2004年就探索出这一制度，如今已在云南省全面推行。所谓“一函两书”是指当接到劳动者投诉或发现企业用工隐患时，工会发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对问题较严重的发出《监督意见书》，拒不整改的则联合人社、检察等部门发出《监督建议书》。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云南某平台主播因忘记打卡，被公司拒发报酬。该公司所在的区总工会核实情况后发出提示函，随即联合人社部门组织调解，最终企业当场支付相应报酬。

对于新业态领域的劳动纠纷，云南省已建立94个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中心，有效破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难、多头跑的问题，提供高效便捷的解纷服务。司法行政部门则组建1725人的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在436个工会法律援助机构为劳动者提供免费法律服务，形成“维权有路径、诉求有人管”的闭环。

“云南省的上述创新实践在全国并非个例，五方联动打破了部门壁垒，形成了解决劳动纠纷的合力。多元共治的纠纷解决机制，既提高了处理效率，也降低了劳动者维权成本，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保障。”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胡大武说。

多点开花

创新拓宽纠纷化解路径

部门协同是化解劳动纠纷的关键保障。2024年1月，人社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工作的通知》，推动相关部门加强合作，构建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多元联合调解工作模式。

“十四五”期间，全国新建2300多家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中心，更好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

采访中，记者发现，云南的联动模式为全国提供了有益借鉴，各地结合地方产业特点和用工实际，推出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劳动纠纷化解创新举措，形成“一地一策、分类施治”的良好格局。这些举措既聚焦传统领域的欠薪问题，也紧盯新就业形态的权益争议，通过机制创新、技术赋能、基层延伸，让纠纷化解更高效、便捷。

在此基础上，各地拓展延伸，比如，重庆构建“人社+工会+司法+法院+N”等模式，形成了信息共享、责任共担、工作联动的闭环体系。这种协同模式既避免了职能交叉导致的效率低下，也通过多部门专业优势互补，实现了“1+1>2”的治理效果。尤其是“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推广，让法院委托调解、仲裁衔接诉讼更加顺畅，大幅缩短了纠纷处置周期。

“没想到这么快就能给我们解决劳动争议，让我们顺利拿到工资，而且是足不出户视频调解，简直是太方便了。”近日，重庆市民董先生等4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某平台企业发生的一起劳动纠纷案件，在九龙坡区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联调中心云调解室调解成功。

目前，重庆市已建立30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中心，构建起“人社+工会+司法+法院+N”联动调解机制，线上依托智慧平台受理诉求，线下派驻调解员进驻商圈网点，实现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维权就近办、快速办。

四川省自贡市则组建劳动人事争议联调中心，整合人社、政法委、司法等7部门力量，针对平台企业用工不规范、劳动关系认定难等问题，建立联合研判机制，实现“一个窗口受理、一套材料办理、一条龙服务”，缩短办案时间，提升调解效率。

根治欠薪始终是劳动纠纷化解的重中之重，各地通过专项行动与长效机制相结合，筑牢农民工工资保障线。

北京市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归集全市房屋工程建设项目、施工单位、农民工实名制信息等数据，加强合同签订、进场备案、考勤打卡、工资发放、完工退场等管理。广州市推广“根治欠薪‘码’上办”平台，劳动者扫码即可一键投诉，实现欠薪问题“接诉即办”。吉林省则推进“薪安吉林”项目，强化企业工资支付主体责任，促进企业自律，推动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落实，预防和减少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发生。

基层是劳动纠纷化解的第一道防线，各地不断完善基层服务平台体系，打通维权“最后一公里”。

湖北省黄梅县构建县乡村三级劳动关系服务站点，将调解服务延伸到乡镇集市、工业园区；南京市江北新区打造和谐劳动关系沿江运行中心，让劳动者在家门口就能获得维权帮助。

“这些创新实践表明，劳动纠纷化解正在从传统的‘灭火式’应对向‘防火式’预防转变。要坚持预防为主、基层为主、调解为主的工作方针，将工作重心从事后处理向事前预防转移，这才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治本之策。”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孟颖颖说。

协同发力

筑牢和谐劳动关系制度根基

从云南的五方联动到全国的多点创新，劳动纠纷化解工作正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从“单兵作战”向“协同共治”升级。这些实践探索不仅解决了大量纠纷，更积累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宝贵经验，为完善全国性劳动争议化解体系提供了实践支撑。

源头治理是减少劳动纠纷的根本之策。对此，各地普遍重视前端预防。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社局定期组织人员下沉至企业、项目、园区一线，为企业现场进行“用工体检”，帮助企业扫除用工管理“盲区”。依据检查结果，工作人员出具“体检报告”和改进意见。

“工作人员为我们讲清了很多认识上的盲点和用工管理方面的误区，比如，入职管理，社保费缴纳，劳动合同签订履行、变更、解除等。工作人员讲得详细，我们也听得解渴。”多位企业主管在看完“体检报告”和改进意见后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劳动纠纷化解的创新实践中，数字赋能为纠纷化解注入科技动力成为突出亮点。各地纷纷借助大数据、互联网技术，优化调解仲裁流程。一些地方在办案系统中，开发“智慧庭审系统”功能模块，加载庭审提纲问题推荐、语音转写、语音纠错、语音指令等功能，研发智能裁决应用场景，围绕特定争议类型梳理案件裁决逻辑，研发辅助裁决书生成功能。

云南五方联动机制与各地创新实践，生动诠释了如何将《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的“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落到实处。

从流动仲裁庭的上门服务，到一站式平台的便捷高效；从“一函两书”的柔性监督，到大数据的精准防控……这些举措既守住了劳动者权益的底线，也兼顾了企业的合理诉求。

随着更多地方经验的推广复制和制度机制的持续完善，劳动纠纷化解将更加高效顺畅，为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提供坚实保障，让劳动者安心就业、企业放心经营，共同书写和谐劳动关系建设的新篇章。